青眼書齋

青眼的世界,一點思考、些許囈語,無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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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钢的琴》谈孩子的教育

从《钢的琴》谈孩子的教育

雒馬 2011-9-18

“《钢的琴》是部叫好不叫座的电影”,如此的媒体公论和市场表现始终萦绕左右,伴随我观影的整个过程。

《钢的琴》,现实主义力作,不负其名——看完电影最深最强烈的感触。衰败的国营铸造厂,各谋生计的下岗工人(“下岗工人”算是极富中国特色的专有名词罢!),破旧的生活区,在定向爆破中轰然倒塌的大烟囱,俄罗斯风情的琴声和歌声,骨子里残存的偶露头角的怀旧和不舍的言语和行为……导演徐徐呈现给观众一个历史的切面——告别那个时代的日子,已然日渐远去,在追忆时却愈加浓洌。

然然初生,《钢的琴》于我而言,相较宏大的历史叙述,我更关注影片中的家庭关系,父亲、母亲、孩子两两之间各有期许、各有责任、各有义务。边看边想,在此我要做的是借以厘清孩子的教育问题:有什么样的目的和愿望,用什么样的方式和手段,教什么样的逻辑和原则。

钢的琴,与其说是女儿元元梦寐以求的奢侈修养,不如说是父亲陈桂林的个人梦想和母亲小菊的价值选择——父亲把自己未实现的梦想寄托于孩子的承继和努力,母亲呢,毫不掩饰个人那物质的、灰色的生活“智慧”和处事原则。在整个事件中,孩子不是作为一个独立意志的个体出现,而只是父、母乃至社会文化的实体投影。元元喜欢什么或不喜欢什么,是如此的无关大局,以至于不需要就她本人做任何的交待和铺陈,就只因为陈桂林想,所以就要学钢琴,就要喜欢钢琴。当父亲的梦想照进孩子的现实,陈桂林悲哀地发现自己无力支付高昂的学习成本,貌似幂幂中自有安排,曾经的那份执着以另外的形式和身份重生,自己把自己陷入泥淖,宿命的诡异和怪诞莫过于此,情节呢,却不动声色地在充满历史符号的场景中展开,大的主题和意义自然而然地显现。

具体到孩子教育的问题,影片并没有作太多的思考和探索,止步于挖掘式的记录和呈现。陈桂林和小菊那般教育元元,且不说导演,似乎观众也不认为应该有什么深层次的理由,理当那样无需推敲……正因此,钢的琴在我看来就足以成为解剖中国式孩子教育逻辑的经典物件。

复述前面提及的三个问题:

1)孩子教育的真实目的

2)孩子教育的有效方式

3)人生观世界观的选择

1.目的

呱呱坠地,血脉相连,当爹当妈,恨不得把天下间最好的东西一古脑地给他/她,要过童话中那王子公主的生活……究竟,我们想孩子怎么样?

成龙成凤,出人头地,衣锦还乡,都是传统的愿望,具化为金钱和权力和声名。如此的想法堪称朴素,因为毕竟人类在数千年的文明史中都挣扎在生存的边缘——“如何活下去,如何活得更好”是日复一日的焦灼所在,其判断标准自然难逾功名利禄。换言之,在很长时期内,人们将幸福简化用物质来表达、追求。问题是工业大革命以来,生产力水平不可思议的提高,使人类整体的财富创造足以满足基本的生存需要且多盈余,人们今时今日关心的不再只是吃饱穿暖的事情,而更要能吃好穿好,讲更高的生活品质。显然,现阶段的财富不足以满足所有人高品质生活的物质需要,所以财富在更高级的意义上依然占距着人类生活的舞台中央——要幸福,要品质,就需要我们在物质层面上努力,打基础。但物质在更普通的意义上已非惟一的幸福密钥,毕竟人类财富的创造和积累水平已足够高,高到能够支撑某个国家共同小康或共同富裕(尚无法共同奢侈)。回顾历史,我们发现财富作为幸福生活的构成要素,其重要性显然是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而持续下降。80后,越来越多的年轻父母在谈到对孩子的期望时业已开始尝试将“财富”还原为“幸福”,将更多的要求从物质层面抽出倾斜到精神层面——物质条件只是一个基础性要素,够用即可,不分追逐,但拼更高层面的选择,“幸福”的概念自然便丰富起来。

回到《钢的琴》,看影片开始的一段对白:

小菊:陈桂林我告诉你,孩子跟着你是不会幸福的。

陈桂林:你少拿幸福来吓唬我,小元很幸福。

幸福,元元的幸福在陈桂林和小菊眼中依然更多地停留在物质层面:有好的生活环境就幸福。而动手自做钢琴以及由此展开的所有事,都源于这个认识。

我们当然可以说,元元的幸福需要一个物质基础,然后才是其他。问题在于,学钢琴自始至终都是父亲给孩子安排好的要走下去的路。不否认,孩子需要引导,但钢的琴的问题关键不在引导,而是“授之以鱼”与“授之以渔”的区别。直接告诉孩子你应该学钢琴和引导孩子主动选择钢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虽然可能导致短期内的相同结果。

我想说的是:孩子需要独立判断的空间和能力,父母宜以“所以然”的方式来引导,而不是粗暴地给出答案,能或不能,好或不好,该或不该。

孩子的幸福就在于他/她能够成长为一个完全意义上的独立的人。钢的琴,有父亲的声音,有母亲的声音,有社会的声音,却偏偏没有孩子的声音。或言,元元有说“谁买钢琴就跟谁走”。难道,如此一问不显太浮于表面了吗?那算孩子独立的声音吗?

目的,我们究竟想孩子怎么样?只能说,幸福的含义有着鲜明的时代性,金山银山都有坐吃山空的那天,独立的人格和判断的能力当属点金之术,造血能力是关键;在此前提下,物质的重要性远没有想象的那么重要,该给孩子更高更有价值的幸福标准。

2.方式

我们该怎么教?《钢的琴》描写了三种方法:

1)放任

2)拳头

3)越俎代庖

当元元对妈妈小菊的物质攻势表现出欣喜的时候,陈桂林只是默默地旁观,放任;当元元表示“谁买钢琴就跟着谁”的时候,陈桂林的反应是动手把女儿推出家门,砸身边够得到的东西出气,拳头;陈桂林在同女友聊天时承认元元学钢琴是源于自己向来却尚未实现的梦想,绝口不提元元本人是否喜欢学钢琴——典型的越俎代庖。如此的方式教育孩子,在当前的社会,合适吗?难道是我们真没有足够的理由和动力去反思传统的教育观?

具体的教育方式有很多种,且只讲原则:引导。我们的目标是培养孩子的独立性,就要求我们不仅仅告诉孩子什么对什么错、什么好什么坏,更要告诉孩子为什么。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授之以渔,方是大道。

3.世界观,人生观

枭雄有枭雄的孩子,百姓有百姓的孩子。虽然我一直讲孩子自身的决断空间和能力,但我们无法否认孩子的处事原则必然会源于个人的小环境熏陶。世界观人生观,讲得深,他不懂,年龄和阅历是最大的障碍;孩子,只能从具体的人具体的事中去理解、学习和模仿。所以,孩子的世界观人生观根本无法统一,亦无须统一。

孩子的世界观人生观,取决于父母的价值体系和日常所能接触到的小环境的因素。父母当然希望按照自己的理解和认识来教育孩子。不管父母能教怎样的理论,想孩子成为怎样的人,确定的一点:家庭环境是孩子世界观人生观形成的重要场所,却不惟一。想教好孩子?教育倒真称得上门艺术。

 

全文收尾之际,必须说明的是,作为一部容量有限的电影,它不必要既揭示问题又提供解决方案,更何况《钢的琴》在更大的现实意义上表达得相当成功。我借其谈孩子教育问题,只是兴之所致,无关影片本身的优劣评判。

 

後記:趁着周末空闲看了两部电影,《钢的琴》和《我的父亲,罗穆卢斯》(Romulus, my father)。两部电影重叠的部分是对家庭关系的描述,加上初为人父的原因,就决定选择从一个次要的角度写一篇关于《钢的琴》的观后感。至于感慨良多的东西方家庭教育差异,有机会再另文详谈;具体到本文,全部内容只是个人所思所想的简单梳理和小结,泛泛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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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而立……

 

三十,而立…… 

青眼相吊 2011-8-14

如果把身子站直,低头向下看,我居然看不到自己的脚。有什么可说的呢?马上就三十,肚子倒是靠前挺着,却一事无成,仿佛宿命的重复,轮回,那曾因为读书弄近视了眼睛偏偏成绩欠佳。悲剧,还是悲剧,注定的悲剧。 

米兰·昆德拉描述的死亡是“身在噩梦,又无法呼喊”,就无从醒来,只有长眠。

很奇怪,我今天要说些神叨叨的话,那是厌了倦了疲了的生活,从何着力?激情何在?兴奋头儿呢?若一汪的死水,在没有半丝风的鬼天气里,热烘烘的大太阳底下,变臭。

左手浓茶,右手咖啡,仍昏昏欲睡。

“没治了,你!”,老婆说。

世界上最残酷最不人道最能折磨人的刑罚,警匪片谍战剧中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桥段和镜头:不准睡觉。

虽然睡不成觉,可还是醒不过来

熬着,就

熬吧

我想要同米兰·昆德兰讲清楚的恰恰是

我想要的不是那面朋友的镜子

我想要的是那个价值的判断,那个选择

我想要的是不断强化的既有的想象,那份固执的认知

需要与否,重要吗?关键是“想”。

那虚幻的,那真实的

那模糊的,那清晰的

存在

明灭之间——

彻底迷失

 

何去,何从?

 

无知者无畏

無知者無畏

青眼相吊 2011-4-14

我是個沒有任何藝術細胞的人,既不出生於書香門第,更沒有打小接受諸如琴棋書畫之類的薰陶,如果說80年代農村小學那一點點可憐的毛筆字、畫畫兒、音樂課算是一種正式的藝術教育的話,我只能說,在爹媽和周邊環境的刻意誘導下,我只是把它們視作可有可無的輔科,應付了事。到城裡念高中而後上大學,無數次的碰壁和挫敗之後,方才意識到“工夫在詩外”的道理:沒有藝術修養,就沒有生活情趣,就缺少有效的社交方式和手段。跌跌撞撞多年,怕是沒有一個朋友或是同事聽過我唱歌,見過我跳舞,一手爛字倒是人所周知。

做動畫電影之前,我就是這麼一個人,一個徹頭徹尾的粗鄙村夫,不懂得欣賞音樂,不懂得欣賞舞蹈,不懂得欣賞書畫,不懂得欣賞美。聽歌,只聽那些最爛大街的;跳舞,只是為了看美女的搔首弄姿;書法,多少回心動,卻依然頑強地徘徊在殿堂的大門之外,問題的關鍵不是我能不能寫,而是我看不看得懂;畫兒嘛,更甭提,只是看明白那些具象的東西,稍微含蓄一點、複雜一點,就味同嚼蠟一般,茫然不知所云。

大學畢業後的那一年,我突然開了半竅,記得很清楚,那是在龍門石窟,就在盧舍那大佛的前面——那副看淡河水川流不息的面相,一雙洞徹時空的眸子,碧水青山之間……當茅塞頓開的時候,仿若我的世界裡原本一堵厚厚的牆被打開了一個缺口,我似乎立地成佛,天再也不是那個天,地再也不是那個地,豁然開朗,壓抑不住的激動和興奮,內心的嘶吼,向全世界人民宣示,我懂了。

「我懂了」,正因此,後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只要由我提意去玩,都要拽著大夥兒一塊兒去瞻仰佛像,流連其間,難捨難分。再之後,就是很偶然的開始,我喜歡上回味大學裡接觸到的秦腔,有意識地去培養個人對豫劇的喜愛……慢慢地,我發現自己最能夠欣賞最能夠理解最能夠心動的,還是裹著泥土的藝術,吃饅頭的時候我終於能夠嘗出那種「甜絲絲」的原生態滋味!心潮起伏,淚流滿面,那是我的根,根呵,我終於能夠把自己的思想認知和藝術判斷合二為一,終於有了自己的審美標準。你明白嗎?自己的標準,不是人云亦云的嬰鵡學舌!應該說,那種蛻變的滋味是如此地深深地刻在我的腦海深處,成為一種揮之不去的體驗和記憶,在往後的歲月裡潛移默化地改變著我的做事習慣。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雲。自大,自戀,自負,自以為是,似乎世上再無人受過佛光的沐浴能夠達到讓自己高山仰止的境界。

大抵就止於此,我的美學基礎,在做動畫電影之前。

我是搞思想的,我一直這麼認為。搞思想的都要天生高別個一頭,看問題做事情,只需要關注最最本質的部分即可,餘下的,都如煙花般輕佻,大可自動過濾即是……現今回首,羞愧難當,自大到如此地步,只能說是「無知者無畏」罷。念及此,念及菁銳的日子,念及做《牡丹》電影的光景,我心慨然,感激,感謝,感動。

承認個人性格上的缺陷,是極其痛苦的一件事情,尤其對於一向自滿的我來說,尤其還是在自己最最擅長的思想領域。簡單地說,在做動畫電影之前,我的哲學思想在審美方面進入了一個誤區,即:只關注內容決定形式的一面,只看主要矛盾,而忽略次要矛盾。世事果真如此簡單嗎?做了動畫電影,才明白,不僅僅是內容決定形式的問題,更有形式表達內容的問題。合適的內容,如果沒有合適的形式,如何表現?內容雖然是根本價值,但並不意味著形式是可以忽略的。講這些,我都懂,關鍵是把它們同藝術欣賞聯繫起來的時候,過去的我就不自主地犯自大的毛病,就有所輕視和過濾。慶倖的是,在菁銳,我們做了動畫電影;因為做動畫電影,我有了一次潛心梳理自己美術理論的過程,於是才明白了之前的偏頗和疏漏。我現在承認,形式絕不簡單;偉大的藝術家,絕對應該是偉大的思想家。

新一次的蛻變,在菁銳,在看一部部經典影片的過程中,在老欒那喋喋不休的賣弄和點撥之後,在一次又一次的獨自體會而小有驚喜的積累的基礎之上,我有了新的膨脹資本——我能用自己的標準欣賞電影的藝術性啦!要知道,在此之前,我做電影,從劇本開始,由第1步到最後一步,我只關注要表達什麼,然後才能達到設定的目標;該如何去表達,然後才算是一部合格的作品。我理解和表達的,都是很生硬的一些東西,枯燥的分析和論點。仍然沒有跳脫偏重內容決定形式的慣性和窠臼。當轉而思考形式如何表達內容的時候,我才明白,偉大的藝術家之所以稱為偉大的原因所在。

於是,就有了最近一次的自滿和自大:做電影有何難的呢?技術+藝術+思想,能夠把三個方面完美整合到一起,就是一個合格的導演。技術,有技術總監;藝術,有藝術總監,思想,有編劇的配合。有什麼難的呢,導演?!

確沒什麼難的,說起來也確實簡單,就是要把技術、藝術和內容融合到一塊,講好一個故事即可。說起來相當容易,但是當我從很現實很瑣屑的地方去思考如何把三者整合為一體的時候,當我換位思考真人電影攝製所遇到的一些棘手的問題的時候,當我用新的眼光去判斷一部電影的時候,我再一次慘遭打擊:居然仍就是無知——把複雜的事情給簡單化並不錯,但如果因此就想當然地認為事情做起來簡單,那就是徹徹底底的無知無畏了。

在菁銳,做了動畫電影之後,短短半年的時間,兩次打擊,兩次蛻變,回想起來難免唏噓不已。慶倖的是,從今往後,總算明白什麼是敬畏,什麼是知止,什麼是謙恭。

無知者無畏,謹以此勸誡那些依然沉陷於自我而無法自拔的人。

 

向左走?向右走?

向左走?向右走?

青眼相吊,2010-05-15

读《南斯拉夫兴亡》(马细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1月第1版)P270页突发的一些感想。当然,有这些感想不是就因为那几个字,而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一直在想的那些问题的一个小小的结语。

摘抄原文中让我突然有感的那句话:南斯拉夫党和国家领导人在认真总结1961年上半年实施经济改革以来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决定实行新的经济和社会改革,以进一步扩大企业的自主权,在更广泛和深入的范围内进行改革,给传统的官僚主义模式再动一次手术。

 

南共和中共(早期)对官僚主义或者更准确点说特权阶层有很高的警惕性。为什么会这样?相似的情形也出现在苏共早期的执政!但更为令人惊异和感叹的历史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哪怕是共产党执政下的国家,官僚主义依然会泛滥成灾,无一例外,为什么呢?!

个人估算:警惕、遏制官僚主义的源动力,应该与共产党建国第一代领导人的阶级属性或者说是阶层属性有关。不是有人说马克思主义是穷人的政治经济学嘛,或许真的是底层起家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更高吧,加上他们身处高位、影响力巨大,于是就更容易在全社会形成反对官僚主义的氛围。

但是,第二代和第三代领导人就很难再深刻理解或者说是深刻认同官僚主义的危害。或者说,不是思想认识的问题,而是利益上的纠葛和缠绕。第二、第三代领导人在利益本质上已经背叛了他们应当的或者是他们宣称的阶级属性。

其实,更加哲学意义上的判断是:只要有国家的存在,就会有政府和军队,就会有具体执行国民统治任务的群体,就必然会有官僚主义。短时期的官僚主义的消失,应该说那是不正常的状况。注意,我只是说“不正常”,并不是说“官僚主义是正义的、对的东西”——简单地讲,我的观点是“官僚主义是特定历史阶段难以消除的恶的东西”。

共产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基础有很多,其中就有世界大同!什么是世界大同?就是要把国家这种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已经明显会阻碍社会发展的组织形式消灭掉。

 

回到我真正想说的话题:如何认识、如何处理社会主义阶段的官僚主义。

在承认官僚主义目前无法消除的前提下,我们判断社会性质的理由就不能依靠简单的政治关系。比如,不能说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就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基础只能落脚在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关系上:只有国家掌握绝大部分的生产资料,然后利用这些生产资料努力提高全民福祉,那么它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如果国家不掌握绝大部分的生产资料,那么无论政府或政党如何自我定位,它都不可能是事实上的社会主义国家;并且,如果国家掌握大部分的生产资料却并不为全民服务而仅仅为一小撮人服务,那么这样的国家和封建王朝有什么区别呢,家天下,只不过此家非一家而是一个小集团罢了,在此情况下的政治体制与资本主义相比也是极端落后的,更遑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假设1:仅仅就历史教训来看,如果我个人关于第二、第三代领导人的阶级属性会发生变化的归纳性结论(结论是从已有的史实中归纳出来的,不是我个人臆测的)属实的话,那么当下的中国社会走势就是可以预测的,诸多的经济热点问题同样也是可以预测的。

假设2:我们只能寄望于一个不算常识的常识“历史不仅仅是重复,更有发展”。

心的流浪

身在此乡,家在何方?

——题记

租的房子马上就要到期了。

那种阴暗、潮湿、逼仄的地方,我是一天也不想多待。关于这一点和老婆是早已达成共识了的。私下里揣测,估计最让她头疼的是活动猖獗的老鼠,总会在半夜上厕所的时候突然蹦蹦跳跳地窜过,吓她个半死。以至于后来非要把睡得正酣的我拎起来探明了路,她才敢小心翼翼地去解手……

我们并没有提前找房子。一方面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不想多花几百块的冤枉钱;另一方面是基于乐观的估计,城里面到处都是房屋中介,租个房子该不会成问题。

日子一天天地逼近合同约定的交房日期。按照惯例,房东是早就该来(大家约定提前半个月)收下一季度的房租啦。虽然这次比较特殊,合同到期嘛,但个人看来是更应该提前过来谈谈的——是继续签租房合同,还是怎么着,总该有个说法才是。没事的时候,我合计过N种可能,有小人一点的想法(因为我们与房东住在一个居民小区里,离得比较近,平常只要有事她都会屁颠屁颠地跑过来,腿很勤),也有君子点的正大光明(想房东该是有什么更要紧的事脱不开身吧,虽然她是专职的家庭主妇)。不过这些可能性大都是想想就罢了,毕竟不打算续租了,随便房东想做什么。也曾与老婆谈过这个问题,老婆说“几次在附近碰到过房东,看上去也没什么特殊的事,她该是想咱们会继续租下去吧”。

“随她去吧,等下次见面的时候提前给人家打个招呼就是了”

“好嘛”,老婆随口就应了下来。

转过脸几天的晚饭时候,老婆突然提起房东,“她下午的时候专门过来谈涨房租的事,想每月涨个100块钱。”事实上是下周二我们的房子就到期,中间还有四五天的时间。

“呵,时间选得可真不错。幸好咱们不准备租了,要不还确实有点措手不及的感觉!”

“是啊,下午我给她说咱们不租的时候,她吃惊的很,然后又劝我再多租一两个月,好慢慢找房子,找个称心如意的房子。”

“对了,今天我去看了几家中介。一个字,‘贵’!两个字,‘死贵’!一环内,随随便便的老房子就是800块,和咱们现在住的都差不多。新一点的房子大都在1200以上,而且还是清水房;要是家电齐全、环境好点的,至少得要2000左右。”

“那怎么办?”老婆放下筷子,满脸的愁云。我们两个每月收入总共才三千多,如果房租超过一千,再加上些必须的开销,像水电费、宽带费、通信费什么的,留下的可支配收入就只有千多块钱,而现如今物价涨得飞快,最要命的是粮油肉菜涨得太过欢实……

“没事儿,就往远了租嘛。我在二环外看了套房子,相当不错——采光好,也比咱们现在的房子更宽敞,每月才六百。”

“那咱上班不是远了嘛。”

“离你上班的地方反倒是近了,就是我上班远了点。不过不要紧,就当锻炼身体呗。”

“你骑车要多久?”

“四五十分钟吧。不过这个不是最大的问题,关键是那房子是他们自己在楼顶搭建的。”

“这个我倒不担心,我一个同事也住那样的房子,也没什么事。”

“还是清水房,咱们得再添置一点电器。”

“成,总比把钱花在房租上强吧。”

“那好吧,明天下了定金,周末找个搬家公司就搬吧。”

 

周六早早起来收拾东西准备搬家的时候,居然在防盗门上发现了张《成都市常住人口住房需求调查问卷表》。一时我倒很有兴趣,想看看有没有能够惠及吾等小民的政策。刚上来几段倒真不错,看得我满心欢喜,说是要把有住房需求的家庭纳入政府的保障体系、政府要采取种种措施来帮助解决大家的住房难题……不过看到最后几段时,心凉得透透的,白纸黑字显得是那么的突兀、显眼:仅限有成都市五城区户口的家庭。

我和老婆,两个人的户口都还在家里。大学毕业后,小城市里的发展机会少,就只好漂泊到成都,找了份糊口的工作艰难度日,把改善生活的希望寄托在自身职业的成长上。朝九晚五、安安份份、勤勤勉勉,每天接触到的大都是有着某种经济关系的一个个企业或是企业员工;至于生活的这个城市,政府对于我们来说基本上是透明的,或者说根本就不存在。眼前的这张调查问卷表倏地勾起了我的伤感:至少对于这个城市而言,我们是确确实实的“外人”。不知怎么地,就想起同事(同样是大学毕业到成都找活路的外地人)的一句话:

“到成都工作这么多年,我从没交到过成都本地的朋友,他们的排外心理很强,总认为是我们抢了他们的饭碗……”

同事的话又使我想起成都当地的一句比较流行的骂人的话来:

“乡巴头来的(乡巴佬)!”试着加入轻蔑的神情、呵斥的语调,细细品味一番,别样的滋味悠长难尽……

手里拿着《成都市常住人口住房需求调查问卷表》,蓦然意识到自己是无根的浮萍,不再有归属感……

 

後記:些許的心酸,“我們”和“他們”,居然就成了兩個享受不同公共資源的群體,僅僅是由於戶籍。能夠割裂社會的東西本已經不少,但恐怕遠沒有到“虱多不咬”的地步。其實,就整個現狀來講,最具流浪色彩的城市估計該是我們偉大的首都才對,典型的“看人下菜碟”——還記得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北京市政協委員張惟英的叫囂嗎?張惟英,絕不是“獨自抗爭的勇士”,她的後面該是有一群拥趸才合常理。

把人釘在土地上、限制流動的是什麼性質的戶籍?更是什麼年代的事情?歷史與現實的錯位,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

 

谁动了我的遮羞布

谁动了我的遮羞布

青眼相吊 29/092006

题记:这是一个敏感的话题,我无意批判或是否定甚至是竖立任何东西,我只想试图用我屑微的知识来解释一种很大很大的现象:当代中国文化礼仪的普遍性缺失。

如果说文化是一个实体,那么礼仪就是一块遮羞布。

世上的事情,往往是阴阳同生共死。最简单的例子莫过于在炎炎夏季的正午,你能体味到多大的太阳便会看到多重的人影;与之相应的就是黄昏或者云雨天,只要光线允许,人影即可以淡出目力之外……阴阳是矛盾,也是变化,是变化的矛盾。借用一下马克思的观点来讲就是:运动是绝对,矛盾是无处不在的。那么,我们可以顺势推导出文化必然会有阴暗面这个论断。当这个阴暗面能够影响到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时,就需要找块布把它给遮上,这块应运而生的布后来被称为“礼仪”。

当初,为了结束一个民族那持续几百年的屈辱,我们西向取经——从以夷制夷到三民主义到新三民主义再到马列主义,本着“见效快”就好的功利目的,我们移植了一个又一个的文化实体,而在后来的实践中,马列主义脱颖而出,最终成为整个民族的新的文化实体。

然而,移植这个文化实体的时候,大家只注意到了要解决紧迫的生存问题,而忽视了生存后的发展问题。这种忽视在生存问题解决之前都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问题。小孩儿嘛,穿穿开裆裤什么的并不很碍观曕。

虽然90年代末国家作了一个宣布:中国已经进入小康社会。但事实上,直到近年,全国性的小康才越来越成为一种现实,但这种现实只是刚刚熬过温饱后能够追逐小康的一种幻象。不管这种幻象如何如之何,它都在说明一个事实:民族的生存、文化的生存已经不再是当前最大的症结了。换句话说,移植文化在当下的中国面临的是发展问题,而受移植文化培育出来的人同样要面临文化修养的发展问题。

前面已经讲过,移植文化进入的那一刻便是先天性的小儿麻痹症:头脑健全,但肢体畸形。比如?比如没有遮羞布。一个二十多岁血气方刚的小伙姑娘们穿着开裆裤上街,在大家都如此的年代里,这并非什么值得惨愧的事情。只是,世界上还有其它的国家,还有其它的文化。当我们吃饱穿暖,抬脚想在地球上四处溜达溜达的时候,却突然发现:别个全部不穿开裆裤,而且视“在公共场合穿开裆裤”为羞耻!于是,我们便也想跟上时代的潮流——不穿开裆裤。回到家里翻箱倒柜,累得满头大汗,嘿,居然自己没有不开裆的裤子!某些人倒是从爷爷奶奶的压箱底儿里拽出几条不开裆的长袍马褂来,可是却没有勇气套在自己的身上。倒是有几个无知无畏的愣头青穿上几百年前的东西到街上游逛,哪成想没几分钟便回来了,衣服还是完整无损,只是腰杆子被人戳得弯成了九十度。

没有遮羞布,这件事不怨任何人。我们的移植文化本身就是以生存、以革命为最大指导的,至于遮羞布这些玩意儿是风花雪月的东西,在革命年间是不会有人愿意在那方面浪费精力的。更何况,那一辈的人虽然把传统的文化实体给移走了,但却保留了传统文化实体上的遮羞布。这种保留只是下意识的动作,没人穷究其原因,因为肚皮饿了要吃饭!

新中国成立后,出于功劳上考虑,移植文化便顺理成章地彻底取代了传统文化,被用来教育“长在红旗下的一代”。建国初期依然要为生存奋斗,于是,遮羞布的问题便再一次被所有人忽略了,于是随着新中国成长起来的一代和此后的几代人便先天性地失去了对遮羞布的认知。移植文化强势进入,从天而降。从历史的继承性上讲,所有这些人都属被割裂了文化的几代人。最可悲的是,现如今这种割裂依然在持续。

如果,移植文化先天发育良好的话,其实割裂也没什么太大的坏事,前提是假设一个民族不会对另一迥异的文化产生抗体或是直接地出现排斥。只是,“先天发育良好”是我一厢情愿的假设而已。

老实说,文化是一个很宽泛的东西,而文化教育也相应地是一种很宽泛的东西。然而,移植文化只是作为文化的一个部分却整个地覆盖了传统文化。自然会出现覆盖不了的部分,覆盖不了怎么办?割掉扔了就完事儿——我们不得不承认的一个事实。作为遮羞布的礼仪便如此这般地在开国的几代人身上按缺省状态来设置了。

是的,我不否认很多人还是有点遮羞的东西的,但这些都是他们的父母从先祖身上继承下来后又在无意识或有意识中传给他们的,而这些无意识或有意识循家族而传的东西并没有上升到国家意志,由此造成的后果是:你一根鸡毛,我一根鸡毛,他呢?或许拿的是一根鸭毛也不一定,反正大家手里的东西都是残缺的,并且残缺得还很厉害。

现在回到标题上去:你知道是谁动了我或者是你的遮羞布了吗?请不要简单地下结论,如果你是一个严肃的人。历史上的因果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命题,就像爱情一样,至今难有定论。

其实,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咱们现如今怎么穿上衣服。老实说,这个问题很难!移植文化本就没有提供什么衣服让你去穿,织一件吧又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要是想借一借长袍马褂的话,咱们又不知道该如何去面对过去那几十年的批判和否定?!扬弃之说是最简单、最没有说服力的一种投机取巧,不能解决实际难题。

割裂的一代,注定的痛苦……

 

楊老漢的一天

楊老漢的一

青眼相吊 02/202006

活到老,学到老。

毛主席说,社会是所大学。

——题记

鸡叫了,杨老汉努力睁开眼睛,看看窗户外面,天已蒙蒙地亮着。用左胳膊支起发沉的身子,瞅瞅旁边睡得正香的老伴,慢慢掀开被单,下床趿上拖鞋,走到屋外。凉凉的晨风夹带着熟悉的泥土味儿,杨老汉一下子清醒许多。拿脸盆接了点的凉水,抹把脸,到灶火里烧上开水,然后就蹲在门槛边吧嗒吧嗒抽着旱烟。

两袋烟的工夫,水开了。杨老汉先是倒出一碗水放在案板上凉着,然后把剩下的开水倒进了水瓶里。拿起一个馒头,又从柜子里端出半碗的咸菜,就着开水吃了起来。

第二个馒头下肚,就听里间屋窸窸窣窣的一阵,是老伴起床了。杨老汉没吱声,放下筷子,又点起一锅烟来,滋滋作响……

灶火里,老伴很麻利地找出一个皱得不成样子的塑料袋,从瓦罐里舀了七八碗小米来装进塑料袋——差不多已有半袋的样子,方才停手。杨老汉突然说:再添两碗!声音干涩涩的突兀,老伴看了看他,叹口气,又从瓦罐里舀了两碗倒进袋子。

杨老汉接过老伴递过来的装有小米的塑料袋,说:“今儿你就把南山的绿豆摘一下就行了,赶明儿等我回来咱再给花生打药。”看见老伴点了点头,杨老汉转身便出了家门。

走到村头的时候,正碰上福林老汉提着只编织袋,看样子是要去摘绿豆。福林老汉远远地便说:

“老哥这是上哪儿呀?地里的豆子都弄完了?”

“唉,还不是那事儿嘛。昨天小孬打电话回来说让我今天进城一趟,可能有眉目了吧。”

“咋这么久了那事儿还没完?”福林老汉凑近了低声问。

“一言难尽呐!人家跑到咱家把咱这只胳膊打伤的事你听说了吧”杨老汉边说边抬起自己的右胳膊示意了一下,接着说,“本来派出所那天作了笔录以后,咱以为就没啥事儿了,只等着赔点医药费就得了。谁知咱出院好几天了也不见派出所有什么动静,咱得问问呀。咱就到镇子里去,一问,派出所说‘你住院花了八千,人家也住院——花了一万’,我当时就懵了——这算哪出呀,是不?咱明明没打他,他住哪门子院呐,这不是讹人嘛。我就不走,非要派出所给个说法。后来,派出所说‘要不以打架为由罚几百治安费给你’…..你说,先不提我这条胳膊现在还不能利利索索地抬起来,单单咱住那一星期院就花了六七千,他们几百块钱就要把事儿给了了,咱能干吗?

“就有人给我出了个主意,说是让咱去做个伤情鉴定,因为照咱这个伤应该能够得上轻伤,一鉴定成轻伤就搭上刑事的边儿了,派出所也就不能随便糊弄咱了。于是我就要求去做了个伤情鉴定,结果真是轻伤。这下派出所就没再对咱爱理不理,只是一天推一天,说等有空就马上处理咱这事儿。咱就等呗,一天一天,这一等就是俩月。那天,我没在家,你老嫂子在家,派出所突然来人到咱家说他们局长在县里等着呢,让咱马上过去把事情说一下,就立即给咱申冤。你老嫂子就去了,连早饭都没顾得上吃。那知他们把你老嫂子带到了一间屋里,十几个大盖帽围着,硬要让你老嫂子承认是她把人家打成了重伤!”杨老汉说到这里吁了口气,继续道:

“你老嫂子那样像会打人的人吗?!你老嫂子见过什么世面呀,吓都吓傻了,只会翻来覆去一句话‘我没打他,我也打不过他’。他们不依,非要你老嫂子认罪,说些不认罪就要把她关起来之类的话。就这样,一直弄了一整天,到天黑,你老嫂子是又累又饿又怕。最后他们拿了几张纸出来,让你老嫂子签字,说是一签子就马上放你老嫂子回家。你是知道的,你老嫂子根本就不识字,她就会写个名字!你老嫂子以为可以回家了,就签了字,谁知签完之后,他们就给你老嫂子了一张纸,说是你老嫂子已经认罪了,现在已经是犯罪嫌疑人了,每天都得到派出所去报到……回家咱一看,那是张‘监视居住’的通知,没盖章,没日期,只有一个经办人和你老嫂子的签字,现在这东西还在咱手里。咱不懂法,可是知道没有盖章它就不合法,咱第二天就去找派出所,这次派出所态度强硬的很,不管咱说啥,人家都是一句话‘咱们有证据,你家老婆子都认罪了——把人家打成重伤,你轻伤,还闹什么?’

“心里这口气呀,实在咽不下去……人家每天在村里活蹦乱跳的,该干啥干啥,重伤能这样?咱这胳膊是轻伤,到现在都还抬不利索,你说气儿咋顺?人家这是明白着欺负咱!咱心里寻思不能这样就了了。于是咱和你老嫂子就到县公安局、检查院、信访办拜了一圈儿:检查院说案子还没移交到人家那儿,让咱们等案子到了他们那儿以后再去;公安局说案子还没结呢,他们不好插手;到信访办倒是挺热情,又是递水、又是帮忙打电话询问,最后把咱又推到公安局去了……唉,咱实在没招儿了,就找了个律师想咨询一下,那律师一听咱说完这事儿,就拍着胸脯说,把案子给他,包打赢,只要2000块。咱就想,这要是打赢了官司,咱至少能拿到小一万的赔偿,花2000也值,咱当时就和你老嫂子合计了一下感觉挺划算,就交了钱请了这个律师。律师倒是挺热心的,收到咱钱的第二天就到派出所去了一趟。回来给咱打电话说,这事比较难办,主要是你老嫂子签的那个名。又说现在唯一的办法是要求给对方重新做伤情鉴定,让它原形毕露。咱心里一琢磨,也真是这个理儿,就同意了。派出所听说咱要求重新给对方做伤情鉴定,也没说不答应,又使出老办法来:一天推一天,只说等他们有空了再去做。咱心里就不得劲儿,上次就是这样推来推去给推出了张‘监视居住’,这次又推!心里发慌啊,就找律师,律师说没事,让咱等。咱没办法呀,就只好等。

“左等右等,又是俩月。是背着这个‘监视居住’!不管真假,脑子里总得挂根弦儿,是不?根本就没心思出去干活儿,这半年就在家歇着了,啥也没干,也干不成。

“有一天,刚吃过晚饭的光景,派出所打来电话,说是明天到市里给人家做伤情鉴定,要咱早上八点赶到二院门口。咱当时心里就格登一下,感觉不太对劲儿,就给律师打了电话,律师说去就去呗。咱没办法,只好就去了。上午做的鉴定,正如咱事前所担心的那样,他们给鉴定医生递条子的时候被咱当场给抓到了。咱就不依,可一时也想不出啥办法,吵了一阵,派出所的小张说他可以给咱作证鉴定过程的这一幕,咱也就信了。想这红口白牙说出的话,还能不算?那知鉴定完没走出医院大门,咱又提这事儿的时候,小张竟然不认!

“没办法呀!咱就给律师打电话,律师说给咱找个记者让这事儿暴光一下。咱一听,这成。第二天律师就找了个人,说是记者。先在一起吃了个饭,咱掏的钱。那记者也是拍着胸脯保证,随后就提出得拿点劳务费,千儿八百的都行。这一要钱,咱心里没底儿,就推说身上没带,等改天吧。咱回家躺在床上琢磨了一宿,感觉不成。这钱没法儿给,这律师不可信。可是,转念一想,万一人家真的鉴定个重伤,咱咋办?!

“怕呀,实在没办法!就想到了小孬——小孬你知道吧,就是我一个侄子,在市里做点小生意,想来他该有点关系。小孬这孩子真不错,给他一说,他就给咱跑前跑后,没要一分钱。不管啥伤情鉴定到最后都得通过刑科所,小孬就通过关系找到了刑科所,最后由咱提出异议——不是在医院鉴定过程中有递条子的事儿嘛:要求在刑科所直接做‘活体鉴定’。这不,小孬昨晚打来电话,说是活体鉴定出结果了,让咱今天到他那儿一趟。”杨老汉说到这儿,脸上浮现出些微的光彩来。

“那你得赶快去,正事儿要紧。”福林老汉接着说。

“嗯,等这事儿完了,咱老哥俩儿坐那好好喝一盅。”

“行!”福林老汉爽朗地笑道。

“淮安路38号,嗯,是这儿了。”杨老汉自言自语,走到了一个小区前面。小区的伸缩门大开着,人来人往的还挺热闹。捏捏手中的塑料袋,杨老汉迈步就往里走。

“哎,哎,你站住!说你呢!”杨老汉刚走进小区的大门没几步,就听背后有人喊,停下来转身一看,只见一个穿着制服的光头正靠在门边用手点着自己。

“啥事儿?”杨老汉连忙走上前去。

“这里不许捡破烂,走走走!”

“我找人。”

“找人——嗯?”光头上上下下打量着杨老汉。杨老汉也随着那刺人的目光低头一看,但见自己光着的脚上一层厚厚的污垢,趿着的拖鞋沾满灰尘,完全看不出原来的颜色:脚和鞋真是浑然天成;再看自己的裤子,皱巴巴地吊在脚踝上面一双胳膊黝黑发亮。“噢,”杨老汉蓦然一惊,不自然地缩缩了脚,说:“我真找人。”

“你找谁?”

“我侄子。”

“你侄子?嗬,要是你真想在这片捡破烂儿也不是不行,那得伺候咱兄弟,明白不?侄子骗谁呀,找儿子的都有!啥年代的办法啦,还在用。”

“哎,我真找人。”杨老汉着急地辨说。

“老叔!”听见背后有人叫,回头一看,小孬提着个袋子正好从小区里走过来。杨老汉总算松口气,对光头说,“我说我真找人嘛,你就不信!”这时,小孬走过来,问:

“咋了?”

“没事儿。”杨老汉接到。

“老叔,咱先到家坐坐,走。我这正要去买菜呢,准备给你炒两盘

“咳,麻烦啥。”

……

放下碗,杨老汉接过小孬递过来的一支烟问,没点,问:“这事儿真没办法啦?”

“老叔啊,你侄子是真没办法啦!我跑了一圈儿,刑科所所长现在根本就不见我,咱也理解人家的苦衷——医院做的伤情鉴定,刑科所是能重新鉴定,但这重新鉴定也不可能和医院的鉴定结果相差太远。你想想看,他们和那些医生平时常有交往,要是医院给了个重伤而在你刑科所最后弄成啥伤没有,再见面还咋说话嘛!对于那些医生来说是要背处分的,当然他们会活动的比较利害。也就是说咱们现在的对手不仅仅是派出所,还有那些做了弊的医生——这些人在刑科所的影响力比较大。”

“唉……”杨老汉长叹口气,一双失神的眼睛直愣愣地瞅着客厅的顶灯。

“老叔,人家肯定是会鉴定出点儿伤的。我估计很可能也会鉴定个轻伤,然后派出所就会出面调解,轻伤对轻伤

“现在想来,咱也太傻了——咱掏着钱给人家鉴定个轻伤!本来人家屁事儿没有,结果,咳……咱花钱让这东西弄假成真了……”杨老汉的声音空洞洞的,没有生气。

“老叔啊,你也别担心。现在我婶子肯定是不会有问题。派出所的目的就是要咱不再去追究……因为问题的关键是他们已经陷的很深,也不可能回头了——咱如果要是把这事儿闹起来的话,那么派出所肯定得负责任,至少那张假的‘监视居住’通知也会让他吃不了兜着走,所以派出所才会如此下劲儿。再说,派出所所长他爸是公安局的老政委,有关系,在县里、市里咱是不可能讨到理儿的。另一方面呢,主要是这事儿其实也不算太大,在很多人看来就是打架嘛,那些当官的根本不管你还没还手、占理没占理,他们都认为是小事一桩,忍忍也就过了。除非出了人命

“那你说是咱挨得轻了?”

“老叔啊,说实在话呢,就是!”

……”杨老汉没吱声,沉默好一阵子,问,“就这么算了?”

“老叔,不是说这理儿咱就找不回来了,是咱不愿意去找了。你想想,我俩堂弟儿还没结婚呢,你至少得给人家把房子盖起来吧,要不咋娶媳妇儿?!真是硬要去讨个说法的话,咱这以后还打不打算过日子啦?”

……”听到说起自己的俩儿子,杨老汉的脸色明显地暗淡下来。

“老叔啊,忍一忍!瞅空儿把律师那儿的钱要回来,咱打不起这官司。”

“那钱能要回来?我没和律师签合同。”

“给他说说好话,应该没问题。咱拿回一半也行,有多少算多少,对不?”

“唉,也只能这样了……

……

坐在车上,杨老汉就感觉手哆嗦得利害,想想这是明摆着受的气,就是没地儿出……唉,老了老了被人这么捏把,以后咋有脸站在村子里呢?

远远的看到村口的大树,郁郁苍苍,夕阳把它拉得好长好长终于,要到家了。

这一天呐……